合作日趋紧密 高铁上的中国—东盟经贸方略

东盟在中国整个对外经贸中的定位何在？

东盟是中国名列前茅且极具发展潜力的贸易伙伴，是我多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除港澳台之外最紧密核心层合作伙伴，更是中国对外经贸转型升级、开辟发展新模式的首选突破口。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日趋紧密

东盟十国包括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多年来，东盟一直是中国名列前茅的贸易伙伴，且对东盟贸易增速快于中国贸易总量增幅，推动东盟在中国贸易伙伴排行榜上名次不断提升。1990年以来，中国—东盟贸易额年均增长率超过20%。2002年～2012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6208亿美元上升至38669亿美元，增长5.23倍，年均增幅20.07%。其中出口从3256亿美元上升至20489亿美元，增长5.29倍，年均增幅20.18%；进口从2952亿美元上升至18178亿美元，增长5.16倍，年均增幅19.94%。同期，中国与东盟进出口总额从548亿美元上升至4001亿美元，增长6.30倍，年均增幅21.99%。其中出口从236亿美元上升至2043亿美元，增长7.66倍，年均增幅24.09%；进口从312亿美元上升至1958亿美元，增长5.28倍，年均增幅20.17%。2013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19.0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3.06万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后同比(下同)增长7.7%；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3223.6亿美元，增长11.6%，继续高于我国进出口总额增幅。2011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今天，中国在东盟对外经贸中的地位有增无减。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存在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东盟对华贸易长期顺差。入世10余年来，中国进口增速领先世界，东盟则是中国进口高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贸易顺差大国，但近10余年来东盟几乎一直是中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自东盟进口增速在多数年份高于对东盟出口增速。2011年，中国对东盟出口1701亿美元，进口1928亿美元，逆差227亿美元。直到2012年，中国对东盟贸易才出现了85亿美元顺差。

第二个特点是在对第三国经贸中，中国与东盟已经形成了互利的分工体系。中国一度被西方舆论渲染为与东盟争夺出口市场与投资的对手，但中国入世4年之后，美国贸易代表署于2006年2月14日发布的《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报告指出，中国对美出口增长对于东亚区域而言绝非零和游戏，因为中国更多地是发挥了最终组装线的作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直接对美出口份额虽然有所下降，但对中国的元件出口增长迅速，在中国经过组装，最终还是出口到了美国。

在海外工程承包方面，中国是世界头号海外工程承包大国，而东盟是中国重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2011年中国企业在东盟十国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165.846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的16.04%；派出劳务86644人，占当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人数的19.15%。

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自改革开放之初，东南亚华人资本就是对华直接投资的生力军，尤以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华资为多。其后，虽然因美欧日发达国家和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华投资迅猛增长而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中占比有所下降，但东南亚华人资本仍然是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11年末，官方统计的东南亚主要国家在华直接投资存量(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及其占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12318.43亿美元)比重为：新加坡，529.56亿美元，占4.30%；马来西亚，60.10亿美元，占0.49%；泰国，33.92亿美元，占0.28%；菲律宾，28.92亿美元，占0.23%；印尼，21.03亿美元，占0.17%。5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合计为673.53亿美元，占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5.47%。

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东南亚投资取道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之类离岸金融中心开展对华投资。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根据《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2年年末，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存量282.38亿美元，占当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5319.4亿美元的5.3%，仅次于香港特区、欧盟、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名列第五。以单个国家和地区而论，在2012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名中，新加坡第六，印尼第十六，缅甸第十七。截至2012年年末，中国在东盟国家设立直接投资企业2600多家，雇用当地员工11.83万人，广泛分布于基础设施、采矿、批发零售、租赁和商业服务等行业。

同样，由于许多中国内地投资者没有申报登记，而且以人民币进行的投资也较为容易脱离政府申报体系监测(东盟是对人民币接受程度最高的国外地区)，以及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离岸金融中心开展投资，所以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实际直接投资存量比上述官方统计大得多。根据我整理的越南等东盟国家官方统计数据来看，东盟东道国官方统计的实际利用中国直接投资额往往是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两倍以上，甚至更多。基于对投资东盟潜力的重视，泰国、柬埔寨已经建立了中国第一批海外经贸合作区，马来西亚也已经进入这个行列。

与东盟做生意，靠得住

东盟作为中国贸易伙伴的品质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业绩记录和前景较好，而且表现在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好。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已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了可观份额。2012年，新兴市场在全球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所占份额已达49.9%，占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的38.8%，全球货物贸易出口份额47.6%，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占当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的52%，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世界31%。

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兴市场所占份额也达到了一半。然而，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贸易伙伴的品质存在一系列严重缺陷，宏观经济稳定差和社会动乱暴力风险高尤为突出。2011年下半年、2012年3月以来和2013年5月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数次出现大面积、大幅度经济震荡，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土耳其等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无一幸免，就充分暴露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不仅已经跻身高收入国家的新加坡，其他东盟国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宏观经济稳定性也相对好得多，突出体现在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较低、顺差较高，通货膨胀率较低，马来西亚、泰国尤其如此。正是这较好的品质，决定了它们是我国选择开展较高层次经贸合作的合适对象。

同时，作为中国境外华人聚居最多的地区，作为孔子学院海外汉语推广的头号重镇，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千百年来密切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也大大提升了其作为中国贸易伙伴的品质。

泰国1/4～1/3的人口拥有华人血统，一半以上的曼谷居民或多或少拥有华人血统，泰国前总理他信在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减税行动启动之日赴粤寻根，这都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与东盟之间这种特殊的社会联系。泰国是海外孔子学院培训人数最多的国家，截至2011年年末已有60余万泰国人在孔子学院接受了汉语学习培训。在泰国民众中声望甚高的诗琳通公主少年起便在中国留学，汉语熟练，在泰国出版了多部译作，包括池莉小说，热心推广汉语学习。

马来西亚1/4人口是华人，是中国境外唯一建立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套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

越南文明开化源出中国，越南古典官方正史《大越史记全书》将传说中的泾阳王禄续定为越南始祖(相当于轩辕黄帝在中国的地位)，而泾阳王禄续就是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之子，当今越南政府当作始祖每年举行官方祭祀的“雄王”(传说建立了“文郎国”)是泾阳王禄续之孙，灭亡文郎国建立瓯雒国的安阳王蜀泮则是被秦国灭亡的古蜀国王子。除上述传说色彩浓郁的人物和政权外，越南可确认的最早政权是秦朝建立的象郡地方政府(辖区涵盖今日广西西部和越南北部、中部)，上千年里一直是中国郡县，通行汉文，汉化程度大大高于当时中原王朝羁縻统治下的漠南、漠北和西域(即今天的内外蒙古、西藏和新疆)。目前汉语借词约占越语词汇60%，在某些领域占70%~80%，王勃这样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埋骨越南。五代十国期间，越南方才脱离当时割据岭南的南汉政权而自立，但历代君主和实际执政者往往出自闽粤桂三省人士。率领越南军民赢得抗击蒙古胜利的伟大民族英雄陈国峻就是福建移民建立的陈朝宗室，他精通汉文，用汉文所著兵书诗文已成为汉语言文学的财富，其麾下有大批逃亡而归的原宋军官兵。

越南经济最发达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也是明清之交由河仙(今越南坚江)、东浦(今胡志明市和同奈省等地区)等汉人自治政权开拓、建设起来的。其中，目前TCL越南公司总部和工厂所在的胡志明市和同奈省，本来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逃亡的明朝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及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士卒及眷属3000余人开拓的，越南南方阮氏政权将其安置在这片当时属于真腊(柬埔寨)的荒地自治，借助他们防御真腊和暹罗，镇压各派敌对力量，并开发这片蛮荒的土地。这个早期中国最大的移民集团开荒垦殖，将这片地方开发成整个越南的谷仓，他们建立的华人城市堤岸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大米市场。特别是原明朝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在越南南方生活36年，率领逃亡明朝军民垦殖开发，传播中国文化，为越南阮氏政权拓土保疆，战功赫赫，最终得授都督高职，死后赠辅国都督，封“上等神”，享春秋二祭，受到当地华越人民长久缅怀。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本来仅仅割据南方半壁江山，又一度失国，最终得以复国并进而一统北方，湄公河三角洲汉人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全方位支持功不可没。二战刚刚结束时，胡志明号召越南人民全国起义争取独立解放的檄文也是用汉语白话文写作的。二战之后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越南方才全面改用拉丁化“国语字”，近年来要求全面恢复汉文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人缘联系有利于中国企业开拓越南市场。

地域相连、文化相通决定了越南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居民跨国经商的热点。为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越南历代政权也往往着意招揽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的中国居民，以至于越南成为近代以前中国在贸易和采掘、冶炼等产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镇。至少从后黎朝起，越南便积极吸引华资华工开发境内丰富的矿产资源，“各镇金银铜锡诸矿，多募清人开采”(越南阮朝《大南实录》卷三十五)，太原宋(送)星银厂、交趾都龙银矿、兴化蝎嗡银厂等就是当时越南规模较大的华资企业。某些华资矿山及其附设的冶炼厂员工人数极多。根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四十三记载，有些华资矿厂“佣夫”(即雇佣工人)上万。考虑到当时中国国内满清政权因害怕汉族人民聚集反抗而严厉限制、禁止在明朝已有长足发展的矿业开发，即使素来号称“英明”的康熙、雍正诸帝也不例外，海外投资对保留、发展中国矿冶技术和组织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居住在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593832人，其中缅甸、越南两国分别以39776人、36205人排名第四、第五。同时，除了已在东南亚居住生活几代甚至十几代的华人之外，还有大批中国公民在东盟国家留学、就业。笔者在泰国就看到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和当地企业、金融机构聘用的中国员工，且当地企业聘用的中国员工来源地已经从广西、广东之类的南方省份扩大到了天津之类的北方省市。

中国外经贸战略的东盟基石

基于上述经济与社会基本面因素，在中国的对外经贸战略中，东盟顺理成章成为我们优先选择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伙伴，更是中国提升对外经贸层次、效益的突破口。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须积极参与。而我们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应该是巩固与自己经贸、政治联系密切地区的关系，扩大参与全球性经济竞争的“根据地”，通过区域一体化加快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并推动确立符合自身利益的经贸规则。由此观之，在东亚区域合作和亚太区域合作这两个部分重叠的框架中，东亚区域合作对我国更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我国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更为紧密，也是因为在东亚区域内我们对区域经贸规则发展的影响力显然高于对亚太区域经贸规则发展的影响力。

对中国而言，东亚区域合作分南北两翼，北翼为中日韩经济合作，南翼是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角逐，也由于现实的力量对比和未来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对于东亚各经济体而言，发展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有利的，借此可以降低对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逐步摆脱集体为美国充当商品制造车间和供应低息融资“现金牛”的命运。但区域内主要国家对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暗中争夺使得事情复杂化，区域外势力的参与把这潭水搅得更混。

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言，北翼的中日韩显然超过南翼的东盟，但也正因为如此，不仅中日两个亚洲大国，韩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抱有成为东亚区域合作核心的雄心。就国家规模、国际政治能力和发展潜力而言，中国无疑超越日本、韩国，但当前中国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又低于日本和韩国，暂时无力充当东亚区域合作无可争辩的核心；日本、韩国当前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收入暂时高于中国，但国际政治能力和发展潜力又不如中国。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日韩之间这样那样的矛盾又相对突出，这些矛盾给了区域外大国参与的可乘之机，让这些矛盾短期内得到解决的希望更加渺茫。在这种局面下，目前与中日韩之间均不存在非常明显的矛盾冲突、且不是任何大国潜在竞争对手的东盟成为各大国共同接受的东亚区域合作主导者。中日韩三国哪一方能够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一方能率先与东盟实现较高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先南后北”战略的必要性也就在于此。

“先南后北”战略是可行的，这是因为在经贸规模、潜力、人缘等各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都具备建设自由贸易区的良好基本面。可以说，历史和地缘天然决定了东盟是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首选合作伙伴。在实践中，在域外大国中第一个同东盟确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同东盟洽谈签订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建成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贸区……所有这一切实实在在地显示了中国对与东盟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国际某些势力企图策划针对中国包围圈的时候，强化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与日本、韩国相比，我国与东盟领土接壤，领海相望，更有地缘优势。有此优势，加上我国率先决策与东盟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先见之明和执行中的决心，也就无怪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进程远远领先于日本、韩国与东盟的类似进程了。

在亚太区域合作层次上，除了已有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机制之外，囊括东盟十国和中、日、韩、印、澳、新(西兰)共十六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也有较大发展潜力。在美国不断高调宣示其“重返亚太”、美国某些势力不断提示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的背景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必然会被许多人与美国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系在一起，必然会被许多人视为中国试图与TPP竞争之举。中国经济自身的吸引力和RCEP从亚太经合组织继承的某些特点也会构成其相对于美国主导的TPP的额外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