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叶京生:反思——什么让外企由盛变衰?

AI摘要

现在,似乎一切都变了,外企的决策变慢了,会议变多了,对中国人的信任降低了, 1994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提交博士论文以后,我加入了一家德国公司,从此开始了我20年的外企生涯。回顾在外企的经历,不得不感概我的运气真好,赶上了外企的黄金时代。那时德国母公司正经历发展的瓶颈期,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让德国人充满期待。那时外企的员工都非常年轻、充满朝气、渴望做出业绩,工资也远远高于本土企业。 我招

现在,似乎一切都变了,外企的决策变慢了,会议变多了,对中国人的信任降低了,

1994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提交博士论文以后,我加入了一家德国公司,从此开始了我20年的外企生涯。回顾在外企的经历,不得不感概我的运气真好,赶上了外企的黄金时代。那时德国母公司正经历发展的瓶颈期,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让德国人充满期待。那时外企的员工都非常年轻、充满朝气、渴望做出业绩,工资也远远高于本土企业。

我招聘员工时,从来不会与他们为工资待遇讨价还价,因为公司提供的待遇总是超出中国员工的期望,而且我从不选择在工资上打折聘用员工,那样他们工作的付出也会打折扣,对工资不满意,员工还可能利用职务之便来挣钱补充,从而衍生出腐败问题。那时本土企业工资很低,外企待遇很好,员工都很珍惜工作机会,作为管理者我的工作也简单得多。

在奔驰公司工作时,参加一个项目投标时遇到竞争对手一位能力很强的项目经理,也来自一家德国公司。私下交流时我发现他对公司颇有微词,因为德国人不信任、不授权,他觉得很难做。我顺势把他挖了过来,不仅顺利拿下项目,还为公司赢得了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沃尔沃建筑设备工作的前几年,公司在中国市场刚起步不久,所有决策都非常迅速,员工经常加班却从不抱怨,我也经常工作到很晚,第二天又会精神饱满地给投入工作,业绩每年都在创新高,每个员工内心充满了成就感,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现在,似乎一切都变了,外企的决策变慢了,会议变多了,对中国人的信任降低了,工作也越来越卷,市场在不断萎缩,士气非常低落,工资待遇的优势也在逐渐消失。

这其中原因很多,中国品牌的进步,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民企的崛起,创业公司的成功,吸引了不少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工资差距缩小,让外企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但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在外企本身。

管理的目的是提升经营效率,可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一些外企的工作职责越分越细,流程越改越复杂,决策流程变慢,经常开了几天会,还没有行动方案,产品改进和客户服务的反应速度变慢,客户流失当然难以避免。他们在提升管理水平过程中,牺牲了企业的运营效率。

从前,外企赖以生存的是产品不可替代的竞争力,产品溢价很多,国产品牌无论从性能、质量和可靠性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现在,国产品牌替代了很多外资产品,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性价比更高,服务更及时。外企优势不再,当然竞争力下降。

一些老同事还十分怀念当年的日子,但市场已经改变,整机和配件的高价格阻止了很多客户的购买欲望,很多外企还抱着10年前的老黄历,以为继续宣传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就能销售溢价,岂不知早已时过境迁。

外企衰退的本质上还是熵增,这些年本土企业进步很大,而外企缺少创新,效率降低,员工扯皮、摸鱼和躺平的现象增多,很多管理者也以不犯错误为做事标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导致客户问题没人解决,这些都是熵增的表现,最终把企业一步步推向死亡。

你如果足够强大,没有人能够轻易打败你。

一位在外企工作的小兄弟十分担心自己的饭碗,跑来问我。我反问他:“你们在外企收入高、假期多、待遇好,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用户买单来支持。如果用户不买账,谁来消化这些成本?”说白了,我们必须清楚,客户才是为你工资单买单的人,你要为客户负责,千方百计服务好他们。

熵增问题不仅存在于外企,所有企业都无法避免。所以,反熵增是企业的一项长期任务,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和不作为,才能让企业焕发青春,对客户的需求快速反应。否则,下一个由盛变衰的可能就是本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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