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路车协同” 将点亮未来数字经济新时代

20世纪90年代，数字经济在我国汹涌而至，其发展图景波澜壮阔又扣人心弦。短短十余载，我国跃居世界第一网民大国、世界第一网络零售大国，数字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位。随着网络连接从人人互联迈向万物互联，技术应用从侧重消费环节转向更加侧重生产环节，我国数字经济“道路不畅”和“车型单一”的问题日益凸显。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ICT发展指数（IDI），我国在ICT基础设施和接入方面的排名是世界第89位，在176个经济体中位居中游水平。落后的信息基础设施，难以承载起繁荣的数字经济生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消费互联网一枝独秀，产业互联网刚刚起步”的典型特征。因此，从2018年开始，政府和业界敏锐地抓住瓶颈，分别从基础设施和行业应用两个方面，谋篇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为数字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能。

在疫情应对中，数字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迎来了一定的发展契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出，疫情危机提高了数字解决方案、工具和服务的使用，也加速了全球经济向数字化过渡。“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紧密相连、互相促进，是疫情后加速我国数字经济前行的两个“引擎”。“新基建”是适应数字经济换代发展时代要求的“高速公路”，是产业互联网充分发展的基础条件。产业互联网则是高速路上高效运行的“智能汽车”，是“新基建”顺利推进的需求支撑。“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路车协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迈向新的高级阶段。一个计算无处不在、软件定义一切、网络包容万物、连接随手可及、宽带永无止境、智慧点亮未来的数字经济新时代正在到来。

“新基建”：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石

当前，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美英学者一般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或“数字革命”。即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每次革命的发生，都必须有新的通用目的技术、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基础设施三大驱动要素的出现。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人类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改良为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技术革命，蒸汽机成为新的通用目的技术，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在继土地和劳动之后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蒸汽机成功应用于轮船和火车，促进了航运的发展，使铁路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开启了近代运输业。

19世纪下半叶，以电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美两国率先发生。随着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企业家从劳动大军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企业家才能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这个时期，电网和管道运输日益普及，以适应高速发展的城市需求，并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在交通方面，内燃机促进了汽车和飞机的诞生，高速公路和通用航空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第三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萌芽于二战后，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当前，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交汇融合，成为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以5G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石。

“铁公基”等传统基建对GDP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新基建”的拉动作用则未必明显，其价值更多体现在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等方面。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对线下活动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尽管数字经济规模发展很快，其中不仅有对线下的替代，也有很多新增部分。但是它毕竟不像前几次工业革命对纯新增投资的大规模拉动那样显著，其“创造性破坏”的意味更加浓厚。二是数字经济大规模提升了社会总福利，尤其是消费者剩余，但是很多不体现在GDP上。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已经比较多了，一个共同认识是：GDP难以反映数字经济的贡献，应该有更好的宏观指标来衡量数字经济贡献，可以称之为数字经济的“GDP悖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指出：“数字产品通常对用户免费，因此他们对福祉的贡献被排除在GDP之外。但是，除了GDP数据以外，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数字革命带来的实际好处。”

产业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热潮中，数字技术主要在消费领域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门户网站、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网络视频、在线游戏等主要商业模式的终端用户几乎都是消费者，这一阶段因此也被称作“消费互联网”。随着“互联网＋”的纵深推进，数字技术加速与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日益成为数字技术的重要用户，产业互联网踏步而来。

“产业互联网”这一术语起源于市场，是产业实践的智慧结晶，被企业界广泛接受。2018年9月30日，腾讯公司提出“扎根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的新战略，从而点燃了产业互联网的热度。产业互联网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要用户、以生产经营活动为关键内容、以提升效率和优化配置为核心主题的互联网应用和创新，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高级形态，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产业互联网具有连接类型多样、行业应用广泛、流程再造深度等特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是数字经济新时代的“路与车”

“新基建”的核心在于增强数据存储、传输和计算能力，既是“补短板”又具有“前瞻性”。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网络速度限制，一些新业态发展受阻，需要“补短板”；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了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数字化大培训”，如果再加上新的基础设施，会催生更多的市场需求。而产业互联网既是我国数字经济方面的不足，也代表了数字经济的未来。“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应运而生，两者的协同发展必将繁荣数字经济生态。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对信息网络的要求较为苛刻，在高精度、低延迟、互操作、安全性、低功耗等方面有着更高水平的要求。以制造业为例，首先需要生产环节的广泛接入，能感知生产线的每一个细微参数（物联网）；其次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万物互联的数据量十分惊人（数据中心）；再次需要安全、高速、低时延的网络（5G网络）；最后还需要对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智能化控制（人工智能）。此外，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云计算）。因此，如果没有“新基建”，产业互联网的深度应用几乎没有可能。

“新基建”是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新基建”只是提供了基础的技术支撑，具体的应用还需要广大企业共同努力探索，不断挖掘产业互联网的深度应用场景。高速公路为智能汽车提供了畅通快捷的出行条件，但并不是每家企业都能生产出适宜的汽车。一言以蔽之，对产业互联网而言，“新基建”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新基建”是万万不能的。

在传统基建中，政府是主导者和投资方。在“新基建”中，政府的角色可能发生一些变化，更多体现为投资动员方，企业将成为重要投资主体。最近两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紧张，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受房地产调控而增长乏力，如果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过低，必然为各级财政带来较大压力。从5G网络来看，2020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铁塔的5G投资预算合计达1973亿元，远远超出四家公司在2019年的利润之和（1436亿元）。在手机用户潜在市场增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电信运营商纷纷布局产业互联网，把产业互联网作为“新基建”应用的最大期望之所在。因此，如果没有产业互联网，“新基建”的投资回报率会大大降低。产业互联网是保障“新基建”顺利推进的有效支撑。

基于“新基建”，产业互联网将展现出满满的活力和广阔的空间，在助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以腾讯方案为例，以往的飞机核心部件的复材检测需要耗费几个老师傅、数十小时、几十万元的成本。通过腾讯的人工智能辅助检测系统，现在只需要一个普通检测员花几分钟时间就能完成。华星光电借助腾讯的人工智能图像诊断技术对液晶面板进行缺陷智能识别，可以检测出肉眼难以发现的细微缺陷，识别速度提升了10倍，缩减人力成本50%，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