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委改革办吴德峰：长沙市用“改革锦囊”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2019年7月13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与中共徐州市委、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推动新时代改革再出发——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暨‘徐州实践’高层研讨会”在江苏省徐州市召开。长沙市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吴德峰应邀出席并作经验交流介绍。

长沙市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吴德峰

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十年”。基于这样的重大判断，彭森主任对新时代改革再出发作了深刻诠释，我们听了深受教益。昨天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联想到今天的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也可说是一场非胜不可的战役。就像当年的淮海战役一样，要决战决胜、敢于胜利，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所以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主攻目标在哪里?主力部队从哪来?作战方案怎么定?还有，未来的战略部署是什么?各地都有锦囊妙计，互为镜鉴。长沙也有这样几个为高质量发展赋能的“改革锦囊”。

第一，强智能——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

这几年，长沙围绕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产业、信息、理论、教育等，加大对内对外的全方位交流合作，连续举办了中国(长沙)智能制造大会、中国(长沙)国际智能制造博览会暨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互联网岳麓峰会等活动，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着力重点。我们的目标指向是，立志把长沙建成国家智能制造中心。报告两组数据，长沙规工企业2919家，其中智能制造企业464家，2018年获批全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和项目27个，数量排省会第一;2018年，全市引进投资2亿元以上的制造业项目178个，每两天一个。

为什么市委市政府要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凭什么长沙能成为智能制造“国字号”最多的省会城市?其实，和本次会议的东道主徐州一样，长沙曾经也是工程机械一业独大。市委市政府从长沙的现实和潜力出发，聚焦智能制造这个动能转换的风口、窗口、突破口，聚力改革攻坚，书记、市长亲自点题具体改革事项，亲自抓智能制造产业链建设。在智能制造主战场，着手“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双线作战、互动并进：

一手抓增量，“智能产业化”，向“四座山头”发起冲锋：智能装备，智能汽车，智能终端，信息安全及自主可控(“三智一自主”)。大、新、小各举一例。

大制造：长沙铁建重工的盾构机，外号“地下航母”，占有国内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

新应用：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国内场景类型最多(228个)、测试道路里程最长、研发办公配套最齐全。是全国首个集越野道路测试区、高速公路测试区、乡村道路测试区、城市道路测试区等为一体的测试区，其中双向高速测试环境及无人机测试跑道为国内独有，实现了5G网络全覆盖，已900余场次测试服务，

小企业：长沙天仪研究院，成立刚刚三年，能把卫星造得比私人小轿车还便宜(重量降到最低10公斤，造价降到最低10万元，已成功完成7次太空任务，今年将有5-6次发射任务，共计发射约20颗小卫星)，说不定以后大家都有机会用上私家卫星。

一手抓存量，“产业智能化”，推动七个传统支柱产业集团军“渡江作战”，进军产业智能化。也举三个例子：

中联重科的塔机智能工厂，有工程机械12条自动化生产线、1万多个传感器、100多台工业机器人，平均每10分钟产出1节标准节，每110分钟下线一台塔机。

三一重工长沙产业园的18号厂房，拥有8条柔性装配线，在传统生产模式下，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一个规格的产品，而这些柔性生产线可以实现69种产品混装柔性生产，被称为“最聪明”的工厂。

浏阳烟花制造业，浏阳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贸易基地，2018年开始建立“烟花爆竹机器人研发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和生产中心”，将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烟花智能装备生产基地和安全智能烟花生产基地。

第二，聚贤能——发展的人才+人才的发展

转换经济动能，先要聚贤增能。高质量发展是大战役，需要多军种联合作战。围绕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长沙实施了人才新政22条为统领的系列改革举措，致力于打造四支人才部队，“海陆空”+“预备役”(海军部队，着眼开放型经济发展，引进一批海外专家和留学归国人才。陆军部队，针对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引进一批紧缺急需的骨干型人才;围绕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心，引进和培育一批蓝领工匠。空军部队，针对长沙产业创新发展需要，引进培育一批高层次的领军型人才。预备役部队，着眼培育未来之星，引进和留住一大批大学生。)新政实施两年，我市引进培育四类人才20多万人，其中，柔性引进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海外高端人才184名，吸纳外国专家、海归人才近两万名;全市人才总量140余万。

针对高层次人才，长沙从改革人才认定机制入手，建立了可操作的人才分类评价认定机制，按照四个类别(A类国际顶尖人才、B类国家级领军人才、C类省市级领军人才、D类高级人才)，分批认定高层次人才701名;建立了领导干部直接联系服务高层次人才制度;建立人才服务清单制度，严格兑现9项补贴政策，提供11个方面的优惠服务，将长沙蝉联十一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荣誉感，转化为人才真真切切的获得感。

改革的重要目的是让人才起步有跑道、起跳有平台、起飞有空间。举几个例子：

军民融合产业，长沙有产值千亿元量级的军民融合产业，有国防科大这样的摇篮，借此次军改之机分两批次评审认定76名军民融合高层次人才，占认定的四个类别高层次人才的10%以上。

移动互联网，业内统计有近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精英是湘籍的。紧盯这一资源，专门出台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政策和措施，重点发展移动互联网，吸引移动互联网人才不断集聚、企业相继落子。去年长沙互联网产业营收达到900亿元，成为继北、上、深、杭后的移动互联网“第五城”。

再以岳麓山大学科技城为例，是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众多大学的集聚区，将是未来长沙乃至湖南智能制造产学研协同一体发展的核心引擎。(长沙有58所高校院所、60名两院院士、60万名大学生、120多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

对人才制度的改革，应该既符合发展的逻辑，又满足人性的需求!如果仅仅停留在“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一时热情，是不够的。考量人才制度改革应该有四个价值阶梯(即发展的人才、人才的发展、人才的未来、未来的人才)，四个阶梯，缺一不可;对应不同的阶梯，人才也将获得不同层面的获得感。

第一级阶梯，围绕“发展的人才”而改革，从我们的发展所需招贤纳士，就是要让人才有更多的融入感和存在感;

第二级阶梯，围绕“人才的发展”而改革，满足人才本身的事业发展需求，提供“阳光、土壤和水”，就是要让人才有更多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第三级阶梯，围绕“人才的未来”而改革，就是要有一些特别特定的政策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长远之需，包括子女的教育、发展等等，就是要让人才有更真切的幸福感和优越感;

第四级阶梯，围绕“未来的人才”而改革，特别是要多考虑我们的教育能不能培养出未来的人才，我们的产业、政策、法治、居家环境能不能吸引未来的人才，从教育改革入手、从人才梯队着力、从创新创业环境切入，未雨绸缪、提前布局，让人才有更强烈的认同感和期待感。

我们可以把人才制度的改革想象成一道虚拟的纳贤之门，大门两侧不妨贴上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请进发展的人才”，下联是“助推人才的发展”，横批是“聚贤增能”。改革最忌单向思维，总是需要同时拥有多种视角：经常要推开门窗，看看外面的多彩世界;有时要行舟江心，看到两岸的异样风景;总是要站在明天，看清今天的歧路纵横。

第三，蓄势能——今天的增长点+明天的竞争力

立足发展的阶段性，高质量发展重在转换动能;着眼发展的持续性，高质量发展要在积蓄势能。今天的会上，徐州的周铁根书记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以改革的逻辑逆向推导，我们也可以说，经济的发展应该包含经济的有效增长，关键是赋予发展以“可持续的势能”。

一是产业势能。高度重视产业的集聚效应，长沙围绕22条产业链，用改革的思维和手段做强做实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同时，通过产业联盟、技术联盟、产销对接会等载体，把产业链相关企业紧密联合，形成了长沙智能制造服务企业联合会、工业互联网协会等行业协会/联盟，有效促进行业资源共享、抱团发展。

二是创新势能。更加注重引导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平台(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新材料研究院、机器人研究院、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增材制造(3D打印)工业技术研究院、智能驾驶研究院、军民融合促进中心、航天中南先进光机电技术创新中心)。更加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强市，成立中国(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面向智能制造领域开展专利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更加注重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300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29.6件，居中部省会城市之首;全市智能制造科技创新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技术发明奖1项，湖南省科技进步奖43项、技术发明奖6项。长沙位列“中国十大创新城市”。

三是环境势能。将优化营商环境体制机制改革列入市委市政府重点攻坚改革事项，全市合力开展“营商环境优化年”活动，成立优化营商环境办公室，在2019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投资评估报告》发布会上，荣获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

四是战略势能。面向未来进行战略性的预判、预期、预设、预备，实施“五六七”总体布局。

“五”即聚焦“五大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共享经济);

“六”即强化“六大技术”攻关(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功能材料技术、信息终端技术、生物基因技术、视频技术);

“七”即打造“七大应用场景”(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移动支付、分享经济、区块链)。这些应用场景大多还处于探索阶段，有些已经形成了比较优势。

两个例子。一个是移动支付，努力建设移动支付第三城(中移电子商务的企业总部在长沙，短短数月，和包支付长沙活跃用户已超300万，相当于支付宝在杭州、微信在深圳);另一个是发展工业4.0，我到“博世长沙”马达生产车间调研，看到两条生产线对比鲜明，一条是蓝领工人的繁忙景象，一边是机器手臂和高智能生产线的高效协作(传统线9名工人，12.5秒生产一台马达;工业4.0线2名工人、5个机器人，7.5秒下线一台马达)，让我们对未来的制造业充满期待。

第四，增效能——改革的量变+发展的质变

改革是发展的最大变量，改革的自变量如何导出发展的高质量?这就需要不断提高改革的综合效能。

一是长效的体制优化。持续推进园区体制机制的重塑、优化，通过向全市13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同步下放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权限89项，进一步扩大园区自主权，推动“园区事园内办”。突出对园区制造业进行重新定位，形成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布局。建立省、市两级联动协同机制，共同打造“两山”(岳麓山大学科技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四谷”(湘江智谷、高新麓谷、中国V谷、种业硅谷)，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的培育、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试验田”。

二是时效的政策组合。聚力智能制造发展的阶段性、长效性和持续性，强调政策设计的系统性、耦合性、延续性，协同推动智能制造在各个层面拓展、往各个领域深耕、向各个方面渗透。包括：市级层面的分块统筹政策(“工业30条”“人才新政22条”“科技创新1+4”“开放型经济2+4”“知识产权保护12条”);专项领域的分步推进政策(2015年：率先全国发布《长沙智能制造三年(2015—2018年)行动计划》，2017年：《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18年：《支持工业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的若干政策》);细分领域的分线落地政策(新材料、工业机器人、北斗、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方面)。

三是高效的平台支撑。一批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拥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家、重点(工程)实验室22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27家、重点(工程)实验室228家、企业技术中心144家;一批创新协同平台，以长沙新材料研究院、长沙机器人研究院、智能驾驶研究院为代表;一批众创空间，以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2025智造工场”“三一众智新城”“58众创”等为代表。

四是特效的资金引导。把握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市产业投资基金发起设立8支与智能制造产业相关的子基金，总规模39.1亿元;设立智能制造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建立每年10%的增长机制;开展首台套认定奖励，试点企业采购本市开发的工业软件和生产的智能装备进行智能化技术改造且有明显质效提升;创新金融帮扶企业发展新模式，各金融机构向1266家帮扶企业融资授信324.84亿元，实现贷款投放180.18亿元。

最后，切换一个角度，从改革本身看改革，可以更好地强化“变”的思维。借助三个比喻，说说我的工作体会。

一是“变电站”思维。变电站承担着电力系统中接受传输、控制电流、调整电压、分配电能的功能。地方改革系统也有类似的职责，要像变电站那样，对“改革电力”做好统筹传导、调节适配、保障落实。改革的能量如何分配、适配、调配?如何强化全过程、高效率、可核实的改革落实机制?这要求我们对中央改革精神精准传导，对各项改革任务合理分解，对具体改革方案分类适配，对多方改革资源科学统筹，对整体改革进展有效调度，对潜在改革压力适时纾解。

二是“变速箱”思维。改革永远在路上，但改革的快与稳不是简单的速度问题，复杂的地形、未知的路况、长途的挑战，需要强化一种“变速箱”思维。高速公路上当然应该快进疾行，但爬坡过坎务必谨慎驾驶，根据地形、路况、荷载，实时、娴熟地做好档位和油门、速度之间的调整配合。有的改革进入无人区试验、探索，也要允许试错，允许换挡、退挡，不能一脚油门踩到底、一条道跑到黑。改革路上的变速调挡，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三是“变形金刚”思维。改革的各项举措不能是一堆杂乱无关的机械零件，而应该成为有钢铁生命力的高能个体;改革的诸多部门不能是一群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而应该成为“目标一致”“命令一致”的作战集体;改革的突施方案不能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掣肘内耗，而应该成为“激励相容”的有机整体。地方的改革系统就如变形金刚一样，应具备足够强大的行动力、应变力、组织力、意志力，从容应对改革面临的各种复杂性、艰巨性、不确定性。这样，就可以不断强化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强化改革的自变量，实现发展的高质量。（来源：中国改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