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提高政策透明度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北京11月2日电“宏观调控创新”研讨会10月20日在国家行政学院举行。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地方政府领导及部门负责人、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代表、地方行政学院代表、民营企业代表等围绕会议主题，积极为进一步搞好宏观调控、做好经济工作建言献策。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作题为“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经济走势，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的演讲。朱光耀指出，2015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即200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最为严峻的一年。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但同时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挑战。

朱光耀建议，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在当前变得极为重要。他表示，中国已经是经济规模超过十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规模和影响力来看，超过十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使世界高度关注中国经济的外溢性和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政策互动方面的影响力。这种外溢性和影响力无论在国际贸易还是在国际金融方面都在日益增加。

一、2009年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凸显宏观调控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外部经济环境

2015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即200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最为严峻的一年。

从疲弱的全球经济增长来分析。首先从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不久前再次下调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IMF在年初已经调整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到3.8%，我们国内经济发展计划参考国际经济环境实际就是以3.8%作为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015年间，国际经济形势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还在不断恶化，所以IMF在这个过程中，连续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从3.8%下调到3.5%，再下调到3.3%，直到目前下调到3.1%。这是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率的最低水平。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是-0.01%，随后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3.1%。我们要特别警惕三点：第一，IMF用的是购买力平价（PPP）进行测算，这与世界银行使用的统计基础不一样，世界银行使用的是官方汇率。一个是以PPP为基础，一个是以官方汇率为基础，所以两者对世界经济增长预测有所不同，相差一般为1个百分点。因此，就实际增长而言，IMF预测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实际上低于世界银行的预测值。理论界普遍认为，如果根据IMF标准，全球经济增速在3%以下，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这就涉及一个对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如何认识和如何解释的问题。IMF经过反复测算、反复权衡后宣布，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1%。这非常接近于全球经济衰退。正如IMF首席经济学家所说，IMF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二，IMF下调了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包括欧元区和日本。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从2.5%下调到1.5%，这个下调幅度非常大，日本经济增长再次跌至0.6%。同时，IMF调高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1%调升到2.6%。IMF维持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6.8%的经济增长预测不变。第三，重要的新兴市场大国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衰退，俄罗斯经济增长-3.8%，巴西经济增长-3%。这对金砖国家、对整个新兴市场而言，乃至对全球经济而言，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从不断下降的全球贸易增长量分析。在IMF再次下调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也下调了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到2.8%，全球贸易增速再一次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更低于过去20年间平均5.2%的贸易增长率。值得警惕的是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增长速度首次低于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WTO预测，发达国家2015年贸易增长率是3.05%，而发展中国家只有2.4%。

2、内部经济因素

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但同时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挑战。这些挑战具体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剩产能，二是地方债务，三是生产价格指数（PPI）。其复杂性和危险性体现在三者之间相互纠结、相互影响上。PPI九月份的数据为-5.9%。而且这已经是PPI长达43个月的负增长。PPI持续下跌直接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和财政收入减少，并间接地对地方债务、金融企业经营情况产生负面影响。就解决地方债务而言，包括三万亿的地方债务置换，解决的只是一个存量继续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新增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和债务置换对整个流动性的影响问题。这些问题说到底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问题。因为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财政货币政策如何有效配合变得极为重要也极为迫切。

严峻的挑战督促我们必须调整关于增长的思路和渠道，进行综合政策考量，创新宏观调控工具。

二、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在当前变得极为重要。中国已经是经济规模超过十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规模和影响力来看，超过十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使世界高度关注中国经济的外溢性和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政策互动方面的影响力。这种外溢性和影响力无论在国际贸易还是在国际金融方面都在日益增加。就国际贸易而言，尽管2015年中国贸易总体上出口、进口都为负增长，但是贸易顺差却在快速增加，因为进口的下跌幅度远远大于出口的下跌幅度。1-9月，中国贸易进出口下降了7.7%，其中出口下降了0.8%，进口下降了18.4%，贸易顺差高达4240亿美元。中国2014年全年的贸易顺差则为3824亿美元，中国商品展全球贸易市场的份额不降反增。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特别是全球贸易增速连年下降的情况下，要高度警惕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对我进行指责。我们的政策和对外沟通应该解释清楚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关键在于全球大宗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下跌。2015年1-8月，中国的大宗商品进口量是大幅度增加的，粮食进口增加24%，原油进口增加12%，大豆进口增加7%。中国在为全球贸易的增长作着不懈的努力。

就国际金融而言，8月11日，人民币中间价改革方向完全正确。但是在外溢性影响方面，确实也提醒我们，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关键政策的调整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外溢性越来越突出了。这些事例说明，提高我国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变得极为关键、重要和紧迫。

三、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创新的几点建议

1、明年中国将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为我们尝试建立一种机制性的安排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一致，中国需要提高在全球经济金融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由于历史原因，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总部设在美国，这就为美国施加影响力提供了地利之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德国做了很大努力来增加德国的影响力。默克尔总理亲自倡导建立了德国与世界主要经济金融机构领导人的年度会晤机制。包括IMF、世界银行和WTO负责人参加的会晤，参加人数不多，但是代表性很强、级别很高、影响力极大。这实际上既是德国领导人与世界主要经济金融机构沟通的重要论坛，也是德国就国际经济金融事务直接施加影响的关键渠道。建议我国借主办G20峰会之机由总理邀请世界主要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每年定期来华会晤，国家主席会见，将为加强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沟通提供重要的机制保证，也同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向匹配。

2、2008年9月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不断演变。特别是目前，国际利率水平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低的水平，欧央行甚至实施存款负利率，这就对一些传统的财政标准产生直接的影响。人们需要对传统的财政标准进行新的思考和必要的调整。

3、一些统计数据虽然相对微观但在宏观决策中非常重要。在肯定货运量、供电量的科学性的同时，要研究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何对这些指数的相关系数进行调整以使其更真实地反映经济结构变化的情况和经济增长的真实状况。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采购经理指数（PMI）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一种预期和市场的信心，现行的国家统计局和财新PMI数据各有侧重，前者重视大型企业，后者侧重中小企业。在发布时间上，均为是制造业PMI在每月初第一个工作日发布，服务业PMI在月初第三个工作日发布。鉴于服务业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为正确引导舆论，建议同时发布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