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在必要安全网(风险基本可控)下的倒逼式改革，可能仍是中国这一阶段改革的基本组织模式。
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和风险，共识越来越多。因此，关键不是如何形成对宏观形势的判断，而是如何直面现实进行战略抉择，并采取合适的方式，共度时艰，实现凤凰涅，浴火重生。
2010年以来，除个别季度(如2011年第一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外，我国GDP处于持续的下行过程中。导致我国经济下行，既有短期的需求因素，也有长期的供给因素。我国已处于长期的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经济内在增长机制需要发生变化，潜在增速已下降。虽然维持我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结构性增长动力仍然存在，但都已趋于弱化；资源禀赋 (劳动力、资源、环境)特别是人口红利已在减弱甚至逐步消失。经济维持在7%～8%水平的增长，将是常态，且不会带来任何负面冲击。我国需要在心理上和政策上，接受并适应这种经济增长常态。
更重要的是，我国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机制已悄然发生变化。具有明确方向，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领域和机会快速消失，跑马圈地式的粗放扩张时代基本结束。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从粗放走向精细，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以生产为中心转向注重提升生产效率，并以消费需求为中心。我国将进入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包括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分工深化、需求导向的新阶段。专业人才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建立社会互信为基础)的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
我国的增长动力结构也已发生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是三大转型：农业、农村向工业(渐次经历轻工业、耐用品工业、重化工业)、城镇转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放权让利、商品价格的放开、要素市场的有限放开)；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2002年以来，主要是三个经济循环支撑：土地收入和融资平台―房地产―金融扩张和影子银行；世界流动性过剩和消费、房地产泡沫―出口部门的快速发展―外汇储备激增，支持世界流动性过剩；农民减负、粮食丰收―消费增长。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与世界相联系的增长链条断裂，随后缓慢增长，不再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2013年以来，受收入预期和实际增长放缓，以及一些短期因素影响，消费也不再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不可持续的“土地―房地产―影子银行”结构。
不论是高速增长时期，还是相对较低增长速度时期，只要系统适应了，都能良好运作，但我国目前正处于这种转换过程中。我国已结束了高增长的青少年期，正要步入平稳增长的壮年期，但这过程需要面对“中年危机”：一是需要转换增长机制；二是需要将资源从原有的增长结构中转移出来，并配置到新的增长结构中；三是需要适应这一阶段老百姓新的需求，特别是对公平正义及安全的需求。如果系统没有及时转换，过多的资源仍被错误配置到原有增长结构上；如果过于关注物质的生产，忽视了社会需求，转型的风险和成本将更加巨大。国际经济复苏迟缓，也处于阶段底部，以及我国经济短周期下行、应对金融危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后遗症等，都加剧了转型的难度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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