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缘何屡屡受阻？

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频频遭遇阻力。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折戟、中铝增持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失利、华为在美投资受阻等成为国内学者和媒体常常引用的几起投资失败的案例。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成功完成的交易，其背后也不乏曲折的经历。联想在2005年收购IBM的PC业务时，美国国会议员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加以阻挠。最后是双方的高管组建的交涉团队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拜访和说服了13个美国政府部门，交易才得以完成。这样的投资阻力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欧美企业纷纷减少国际投资、精简和剥离国际资产，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机会，有西方媒体将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海外投资形容为“大款遇上大减价”，毫无节制地来了一场疯狂大血拼。但另一方面，地区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加大了投资环境的风险系数，针对中国企业的审查更为严格。这尤其反映在美国市场上，2012年10月美国国会认定华为与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限制其进入和发展美国市场，三一集团同样在美国投资受阻，已经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些案例虽然是少数，但影响巨大，增加了中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障碍。

只有找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遇较大阻力的原因才可能为后来的企业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本文通过对2004年至2012年间35个受阻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进行分析，总结了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受阻的主要原因，并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方法。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受阻六大原因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受阻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六方面。

国外的政治阻力，“国家安全”背后的商业利益与政治博弈

国外的政治阻力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最容易遭受的障碍，而“国家安全”则成为惯用的理由。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遭遇了强烈的政治反弹，美国国会声称优尼科的海底地形测绘技术可能会对中国潜艇有帮助。美国众议院更是以398对15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抗议法案，敦促小布什总统利用CFIUS(在美投资委员会)机制好好审查中海油的投标。尽管有西方教育和工作经验的傅成玉按照西方的做法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美国为何担忧”坦陈并购的单纯动机，并承诺优尼科在美国境内出产的石油和天然气只在美国销售，但最终在压力下撤销投资。2011年华为收购美国3Leaf公司时，五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奥巴马政府，宣称华为收购3Leaf案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CIFUS随即通知华为撤回该项收购。

因为政治因素在海外投资受阻与投资时机有很大关系。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阻当时的环境是中美经贸关系十分紧张，围绕着人民币升值问题美国展开了空前强劲的对华施压，贸易争端日益激烈而针对中国兑现入世承诺的责难更是接二连三。于是中海油的案例充当了导火索，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华阵线。2010年华为收购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受阻正值美国的中期选举，同时国际上对网络安全的担忧日趋强烈。华为首席营销官余承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在过去受政治因素影响相对较小时，华为在北美市场没有抓住宝贵的时间点，如果当时抓住了，华为现在可能已经成为北美的主要供应商。

“国家安全”的担忧、遭遇的政治阻力其实是针对特定国家的。2009年西色国际打算以2600万美元收购美国优金矿业公司(firstgold)51%的股份遭到CFIUS的劝退，理由是优金公司在内华达州的四项资产靠近法伦海军航空站，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敏感性、安全机密性的资产和军事资产。之后美国合作方加拿大人林奇总裁直指不公平，因为在那附近外国采矿公司云集，加拿大的巴里克、澳大利亚的力拓等均有作业，有的比优金公司离军事基地更近。

为了克服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造成的投资受阻，有建议中国企业应当聘请政府游说中介搞定国会议员。事实上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时也曾聘请AkinGump游说美国政府试图消除政治敌意。而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收购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时也曾聘请华盛顿K街的专业机构为其展开涉及法律、政策等一系列游说。2010年华为收购美国摩托罗拉的无线网络设备业务时也聘请了苏利文·克伦威尔、世达等几家在电信并购和争取联邦政府批准等敏感国际并购交易上“长袖善舞”的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但这些努力并没有使得这些投资得以顺利进行。在全球前50大电信运营商中，华为已与45家取得了合作，但就是没能拿下Verizon无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Sprint和T-Mobile四家美国运营商的合同。

“国家安全”的背后很多实际上是商业利益在作祟，是商业竞争政治化的表现。在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时，来自加州的众议员RichardPombo还提交了法案要对所有中国对美石油公司收购案都至少拖延它120天，但仔细研究此人却发现，与中海油竞标的竞争对手雪佛龙(Chevron)公司的总部就在他的选区。华为在美国投资的种种受阻背后也有美国电信企业阻挠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动作。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收购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时，为了使交易获得批准，消除美国当局对“国家安全”的忧虑，贝恩向美国政府做出了多项让步，包括对3Com公司中主要开发国防安全软件的TippingPoint部门进行分拆，保证华为不会获得敏感的美国技术或美国政府订单，也不具有该公司的运营控制权和最终决策权，但即便如此，交易依然没能完成。同样是电信业务，华为顺利进入欧洲市场则与美国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

还有部分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成为东道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牺牲品。2005年五矿收购加拿大诺兰达(Noranda)矿业公司失利，直接原因是由于诺兰达经营业绩的改善使得双方在收购价格上产生分歧，但正是由于当时加拿大国内政治和媒体的反对才使得双方的交易一拖再拖，从而延误了投资机会。这起收购案发生在加拿大政治比较敏感的时期，加拿大出现了二十五年来首个少数联邦政府，执政的自由党在国会的议席不过一半，政府的运作依赖反对党的支持，而政府需要拉拢的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是左翼，奉行经济保护主义，支持国有企业，在历史上就一直反对美国等外资收购加拿大国企，也是此次五矿收购的反对主力。2011年8月，中坤集团决定投资约2亿美元在冰岛开发旅游项目，其中的800万美元购买冰岛一块300平方公里的未开发土地，交易本来已经获得冰岛总统、总理、经济部长和民众的支持，但项目申请在3个月后遭民主党背景的冰岛内务部长的拒绝，成为冰岛党派斗争的牺牲品。正当中坤准备放弃该项目时，冰岛方又同意将上述地块出租给黄怒波，租期99年，双方原定2012年10月签约，结果冰岛方面说要大选，又拖延了下来。

除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近年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遭遇的政治阻力也在增加。#d1cm#page#

国内外竞争对手的狙击

2003年底，中石油竞标赢得美国Getty家族打算出售的俄罗斯斯基姆尔(Stimul)公司61.8%股份的收购权，但受到俄罗斯石油寡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阻挠，该交易最终未能获得俄罗斯反垄断当局的批准。2006年，澳大利亚矿企MountGibson同意以5250万澳元出售其持有的亚洲钢铁的全部股份(73%)给首钢集团。但随后另一澳大利亚企业Sinom投资公司开出与首钢同样的条件收购亚洲钢铁，MountGibson就终止了与首钢的协议而将股份卖给了Sinom。

外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狙击中国企业有的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东道国的竞争地位，还有的是为了争夺中国市场。2009年北汽集团打算收购德国欧宝部分股权，但由于与通用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没能达成共识，收购项目宣告失败。北汽希望通过收购不仅获得工厂、设备和产能，还能获得技术，但通用则担心北汽获得欧宝的知识产权后威胁自己在华的利益而不同意转让知识产权，毕竟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虽然北汽在报价、裁员人数以及要求德国政府提供的融资担保上都更具竞争优势，但最终没能获得欧宝。

除了国外企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还受到国内竞争对手的压力。随着中国企业资金实力日益雄厚，中国同行们在国际市场上追逐同一资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市场形势的不利变化

2009年中铝增资力拓受挫除了前面讨论的政治阻力外，市场形势的变化也不容忽视。当年3月中旬，中铝力拓的交易先后通过澳大利亚反垄断机构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以及德国联邦企业联合管理局(FCO)的审查，但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批委员会却将交易由原定30天的审查期延长到120天。这期间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全球资本流动性重新充沛，同时该交易的公布增加了市场投资者对力拓的信心，顶住了力拓股价下滑的压力，力拓从而顺利配股筹集了充足的资金度过了难关，于是出了1%的违约金毁约。

出价上不具有优势

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时都会开出有竞争力的出价，用来弥补自己其他方面的劣势。但也有情况是中国企业由于在出价上不具有优势(或者优势不够大)而失利，这样的“失利”是权衡了风险和收获之后的商业判断。

2005年五矿收购加拿大诺兰达(Noranda)矿业公司的交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一拖再拖，期间由于金属价格的上升以及诺兰达生产效率的提高，诺兰达业绩出现好转，利润增长，负债率降低。公司首席执行官DerekPannell直指近期理想的业绩没有被五矿包括入价值评估之中。最后诺兰达公司支付赔偿金给五矿集团终止了双方之间的排他性谈判。同样在2005年，当年6月海尔联合贝恩资本和黑石集团提出以12.8亿美元收购美国家电企业美泰克。之后美国惠而浦集团开出更高的报价13.5亿美元。海尔并没有如业界所预测那样提高报价，而是宣布美泰克过于昂贵，决定退出竞购。

国内监管审核

2000年后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从限制对外直接投资，逐渐转变为放松对外直接投资管制和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如此，企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还是需要获得相关部门的核准，这无疑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

相比其他行业，中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为保守。中投投资摩根士丹利和黑石、平安投资富通集团等中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前进行的海外财务投资都遭受了巨额亏损。在这些惨痛的教训下，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监管当局对海外投资都较为审慎。2008年3月平安与富通签订备忘录，拟以21.5亿欧元收购富通投资管理公司50%的股权。由于审批等原因，这一协议最终未生效。2008年9月，中行公告将斥资逾2.3亿欧元收购法国洛希尔银行扩大股本20%的股权，在第一次未能获得政府批准后，中行将最后期限已由最初的2008年12月31日延长三个月至2009年3月31日。由于还是没有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中行取消了交易。

企业自身实力不足

海外直接投资需要强大的资金、技术、管理等多方面实力。受到政策的鼓舞和本身经验不足的影响，中国企业容易一窝蜂涌出去，特别是民营企业不时幻想上演吉利收购沃尔沃那样蛇吞象的交易。但最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部分企业由于自身实力不够而无法完成投资。

2009年四川腾中重工收购美国悍马品牌的交易闹得沸沸腾腾，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终因自己的准备不足而以失败告终。腾中是一家中型民营企业，注册资本仅为3亿元，2008年销售收入为15亿元，要拿出1.5亿美元收购悍马品牌并且在全球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发展高耗油率的悍马实在力有不逮。而且腾中是一家以生产搅拌机等筑路机械为主的企业，并不具备汽车生产资质，缺乏汽车技术和管理经验来运营收购来的悍马。

中国企业走出去应吸取经验教训

通过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受阻原因的分析，我们认为后来的企业需要吸取以下三方面经验和教训。

首先，盲目地追求大规模的投资并不足以保证成功。投资额越大，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受阻的概率也越高。投资额庞大的项目往往受到当地社会、政府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国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经验的同时再加上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的不了解，容易处于风口浪尖而遇到投资阻力。

其次，投资的行业是决定是否遭受阻力的关键因素，敏感领域的投资涉及地缘政治和国家竞争力。研究显示，投资行业显著地影响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遇阻力的可能性，尤其是投资到海外电信业和汽车业的中国企业明显遭遇了投资阻力，而电信业是受到政治和监管因素阻力最大的行业。通讯、航空航天、能源、基础设施常常是较为敏感的投资领域，外国企业投资这些行业时，东道国难免更加谨慎。

最后，“蛇吞象”、以小搏大的交易往往以失败告终。海外直接投资需要强大的资金、技术、管理等多方面实力。由于政策刺激和本身经验的不足，中国企业容易一窝蜂涌出去，容易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特别是民营企业不时幻想上演吉利收购沃尔沃那样“蛇吞象”一鸣惊人的交易。在项目考察中不够完善，除了目标企业的基本信息外，对当地的人文背景、政治和商业环境等了解甚少，有的企业并没有相应行业的经营资质，也缺乏对未来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的充分考虑，这样盲目地启动投资大多以投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