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民企和国企不可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与困惑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多年来政府与其他社会各界均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其发展状态仍旧令人担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生产总值、税收、就业都早已是半壁江山，尤其是就业，占据了七八成的比例，因此民营经济的兴衰决定着就业稳定的大势，而就业又是关系到消费与城市化的重要课题。总而言之，民营经济发展不好，我们国家就没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

“民营经济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活跃市场、刺激市场多样化、推动经济健康向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马遥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谈道，“然而，国有企业在融资及社会资源方面的种种优势从各方面与民营企业拉开差距，使得民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无奈地被置于次要位置，其发展前景饱受压制。”

这种压制在一些传统垄断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据报道，截至2008年，我国私人控股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链中只占13.6%，在金融业占9.6%，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中占7.8%，在交通运输仓储和流通业占7.5%，在水力、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只占了6.6%的比例。

大型企业尚且难有一个公平施展拳脚的擂台，更多的中小微企业更是步履维艰。在当下，民营中小企业正面临着“三荒两高(人荒、钱荒、电荒、高成本、高税负)”的生存困局。

在民营企业的面前，始终存在着看不见的“玻璃门”。

政策：一直在努力

事实上，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国家重点思考的问题之一，从近年来不断出台的政策可窥一斑。

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非公36条”，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并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一年之后，国资委又出台《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国有经济仅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而对其他行业则基本放开；2007年出台《反垄断法》，制约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简称为“新36条”，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政、住房、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与非公36条相比，新36条最大的差别在于直接落脚于民间投资，针对此前的整个非公经济范围有所缩小，但也更加明确，并在表述上从“允许”转为“鼓励”，并增加了政策性住房建设，商贸流通等领域。

不光如此，“新36条”出台之后，国务院一改以往“有原则没细则”的做法，于2012年“两会”期间要求各部门在去年上半年要出齐贯彻落实“新36条”细则。随后，发改委、证监会、国资委、银监会、卫生部等各部门共出台了42个相关实施细则，涉及医疗卫生、民航、金融、铁路、能源、市政、广电等多个传统垄断领域，同时有18个省区市政府出台了当地的实施细则。

可以说，新旧“36条”是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文件，随后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文件，是以新旧“36条”为基础的。这些政策及其实施细则对民营打破“政策玻璃门”与“体制玻璃门”助益颇多。在2012年前5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7743亿元，同比增长26.7%，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6.6%，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2.2%。

去年3月，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进一步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拓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

随着各项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国的民间投资也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有力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马遥表示，纵观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民营经济在我国的市场地位总体趋势仍然保持上升。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号召功不可没。

然而，我们现在更需要高度关注垄断行业与国有企业自身利益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有些部门政策与“新36条”相矛盾，客观上限制了民间投资，排挤了民营企业，“投资无禁区”的倡导在许多重要领域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形成了实际上的“利益玻璃门”。“利益玻璃门”的存在使上述政策在施行过程当中无法实现预期效果。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依旧步履维艰。

障碍：从未被打破

“新旧‘36条’实际上很难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只要这些问题不解决，民企面前的“玻璃门”就无法消失。

“一是意识形态。在私有财产合法性保护方面，大家心里没有安全感，所以要么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去，要么就炒作，企业家没有动力，不愿意做长远的投资，行为趋向短期化和投机化。”他表示，我国的产业升级恰恰需要长期行为，需要积累、投资和沉淀。“但现在谁去做？都只想着迅速地套到钱，炒房地产，炒战略性资源，炒黄金，炒字画，炒石头……没有人去真正干实业、搞建设、积累核心能力。”

罗仲伟告诉记者，一些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不是拿不到订单，而是不愿意做。“现在招工又困难，农民工还不好管理。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市场秩序不好，行业不公平，都去炒证券就能挣大钱，那谁还会踏踏实实地去做事。”在他看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需要耐心、踏实以及长期投入的阶段，需要培育新的核心能力。“但整个社会心态不好。我们面临着整个社会变革的重大时刻，电子商务的出现提供了更多商业模式创新的空间，但也容易带来暴利，缺少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第二个方面是市场秩序混乱。“有很多人说正是市场经济导致人们坑蒙拐骗、唯利是图，其实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会有这样的负面作用，它不允许这样，它是一种法制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但现在整个市场没有诚信，整个市场秩序混乱，守法经营者得不到利润，最后血本无归，还没地方去说。于是大家都去坑蒙拐骗。”

罗仲伟谈道，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是一个真空，所以我们抓住契机扶持市场转移，但现在没有这样的条件了。“我们需要对原有的产业基础静下心来，完成在核心能力方面的积累与提升，而积累要靠人。”他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必须与城镇化的主题相结合。“现在很多企业的农民工每年都大换血，农民工在外面打工，不能够就地转化为公民，没有户口，因此总是在流动中。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我愿意去培训这些员工吗？今年他在这儿，明年他不一定来了。”

除了底层的农民工，专业技术工人等其他较高水平类型人才同样难以沉淀。“中国的劳动者得不到尊重。像工业强大的德国，不仅靠科技队伍，更有众多水平很高的一线技工工厂会培训他们，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亚于工程师、科学家，所以会有人沉淀下来去。”

第三方面的问题就是利益集团。“或者说，国有企业。”罗仲伟说。

他表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担负着国家赋予的特殊职能，不是完全凭市场竞争，背后有国家信用在起作用，所以融资容易，也就容易对民营企业造成挤压。“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永远都不可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为政府需要国有企业作为一个调控经济发展的工具，永远不可能真正政企分开，因此也必然带来整个竞争环境的不公平。”

他还谈道，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凭借各种便利条件占据了更多本身并不充裕的资源，挤压或挤出了民间投资。

意识形态与市场秩序的混乱以及利益方的存在，使我国民营经济如同一只撞入松油的蜘蛛，缓慢地挥动着腿，看不清前路。

民营经济：路在何方

意识形态与市场秩序的转变需要长期浸润，或许“利益玻璃门”是目前而言相对较为显眼的一道。制约国企在竞争性行业的分布，给民营经济腾出更多空间，是许多人的呼声。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小企业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小金融机构的放开，使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与成本大大缓解。经济发展最大的活力来自民间，如果卡住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就会离开实业到处投机。

的确，如果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分布过宽的局面不改变，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就相当困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曾向媒体指出，应尽快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空间。他建议，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重大作用；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为加快人口城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

罗仲伟表示，现在的民企一是对政策有依赖性，政策给好处就做，企业上市政府要给奖励，做个战略也要资助，缺乏内在的发展要求；二是快速模仿；三是廉价资源。“但现在廉价资源越来越少，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民币在升值，环境约束在提高，资源价格在上升，成本升高是肯定的。民企只会越来越难。同质化的低成本竞争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需要转变方法。”

马遥向记者表示，始终强调多样化经济、对民营经济加大重视、坚持国企改制、优化国内融资平台、适当放开部分领域对于民企的限制是帮助民营经济脱离困境的主要办法。

“政府部门的支持及其对于宏观经济的引导作用在此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社会各界的监督职能与支持态度也必不可少。”马遥说。

对于政策实施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表示，希望民营企业进一步夯实基础，增强自身进门的能力。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曾表示，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行业重要的领域门槛还比较高，因此民营企业必须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提升水平，提高自己“进门”的能力。

对此罗仲伟表示，产业门槛的存在是必须的。但是要用市场的方法来做。“该有什么门槛就是什么门槛，但必须是市场自身有的门槛，通过市场选择，要有一种标准。政府就管标准、维护市场、改善环境、为市场服务就行了，不要去配置资源、操纵市场。”他还强调，一般的竞争性领域根本不该有门槛，如果要在某些领域给民营企业设置门槛，就必须开宗明义地讲清楚原因。“国企应该从竞争性行业里退出，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影响市场秩序。”

“我国经济依然处于不断地改革变化中，如国企改制、金融体制改革、基建领域引入民资等方式皆是政府对于经济市场化作出的努力。目前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距离真正的市场化还有相当距离，中国经济任重道远。”马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