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培科：吸取4万亿教训 不能再病急乱投医

财经评论员苏培科认为，虽然“稳增长”很迫切，但一定要吸取“4万亿”的教训，经济刺激要志在长远，千万不能再病急乱投医。

中国经济半年报很让人揪心，上半年增长7.8%的GDP是近3年来的新低，3年来首次破“8”，人们的悲观情绪开始蔓延，“稳增长”和提振信心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刺激经济的各种政策也开始频频涌现。

当下，虽然“稳增长”很迫切，但一定要吸取“4万亿”的教训，经济刺激计划要志在长远，千万不能再病急乱投医，不然迟早还得还。

吸取“4万亿”的教训

自从湛江市长王中丙在国家发改委门前亲吻项目批文的照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了人们对“4万亿投资2.0版”的担心。但随后又被一份来自湖南省下达中央精神的文件给予了侧面回应：“国家层面有'两个不可能'，第一不可能出台像2008年底那种大范围、大规模的4万亿投资政策；第二，不可能松动房地产政策。”

虽然不会再有“4万亿”，但目前的阵势与“4万亿”时极为相似，经济增速出现了滑坡，稳增长的产业振兴政策此起彼伏，“跑部钱进”让发改委门庭若市，在经济刺激政策面前有人欢喜有人愁。

有人说：“市长很开心、公众很忧心”，“吻”增长会不会制造出更多的麻烦？目前确实很让人尴尬，上一轮“4万亿”造成的消化不良问题还没有解决，经济增速又开始出现滑坡，现在政府投资如果再贸然“钱进”，搞不好会制造出更多的产能过剩，会“刺激”出更多的半拉子工程，会让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更加被动。在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的选项里，目前似乎只有投资是主动选项，也是最快的选项。这就不难理解政策为何要大肆鼓励民间投资和发改委为何要加速审批“铁公基”项目，但让人担心的是，目前整体处于产能过剩的钢铁业也被批准“大干快上”，湛江市长王中丙激动的像范进中举一般，但让处在转型途中的企业痛哭流涕，转型已经棋至中盘，如果开始放松，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又将半途而废。这一轮实体经济领域中的问题之所以严峻，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上一轮该淘汰的没被淘汰，苟延残喘地将恶果累积到了这一次，而且“4万亿”从某种程度上还助长了恶果，反而让问题更加复杂化。所以，要减少“跑部钱进”的行政审批制度，缩小发改委的权力职能，加大财税支持的力度。

“跑部钱进”之所以遭人诟病，主要是由于行政审批和部门利益化导致寻租行为盛行，从而政府投资的效率大打折扣，中间环节巨大的疏通成本导致很多项目要么进展不力，要么实际投资不足，结果有的成了半拉子工程，有的项目不堪成本负担就以亏损告终。而且在行政审批的过程中，缺乏监督和透明度，财政支出相对比较随意。当务之急：一要尽快为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性；二要约束和缩小发改委的权力职能，审批程序要接受监督，要公开透明，必要时采取“预披露”制度，在审批之前将项目计划书在网上公开，接受外界的质疑和评判，让行政审批更加客观公正；三要建立起项目进度和落实情况的持续跟踪体系，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以保障政府投资的有效性。

不能再为了经济增速而牺牲经济结构转型，刺激计划得有原则。尤其在目前，转型期的企业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如果政策和资金支持不到位，很有可能结构转型会半途而废。因此，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牺牲一点速度是必然的，如果新兴产业能够形成燎原之势，经济结构转型能够成功，则是用短痛来规避长痛。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成功？振兴新兴产业的政策能否落实到位？让人很忧虑。尤其目前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都是政府行政规划的，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如果“跑偏”，风险也很大。

吸引民间资本要拿出诚意

希望对“跑部钱进”和政府投资加以限制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为了避免像“4万亿”那样的挤出效应，政府投资项目如果盲目冒进，各大部委发布的那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文件将会被“挤”成废纸。因此，要诚心诚意地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要放开各大领域的牌照，打破垄断和特许经营的局面，平等对待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传统垄断行业的“非公经济36条”早在2005年就出台了，并且在2010年还出台了非公经济“新36条”，结果这么多年来民间资本一直被挡在“玻璃门”外，各种限制性规定和附加性条款屡屡让民间资本遭遇“弹簧门”，在“4万亿”和天量信贷的错配下，反而出现了“国进民退”，现在又迫不得已向民间资本放开。从最近铁道部、卫生部、交通部、证监会、国资委、银监会纷纷发布支持民资进入的相关文件来看，文件的动静确实比之前大很多，而且出台了很多细则，也相对比较具体。但是诚意仍然不够，其出发点都是围绕在现有框架下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增资扩股和“跑龙套”，特许经营的牌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如果不彻底放开牌照让民间资本独立自主地参与竞争，垄断仍然难以打破，反而国资是在借民资做大，民间资本没有任何主导性可言。比如证券业，只让民间资本参与增资扩股，而不放开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特许经营的牌照，只允许那几家吃偏饭，如此之格局怎么能够打破垄断？因此，在经济最困难时吸引民间资本来挽救经济，那就得拿出诚意。

同时还要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给民间资本设置一道合法的“安全门”，不然民间资本做起来之后，权贵资本就会来伸手“摘桃子”。如果对合法的民间资本缺乏保护，对权贵资本缺乏约束，民间资本如果缺乏安全感，官商勾结就会盛行。

刺激经济不能仅靠货币政策

在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前景很不乐观、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数量型工具增加市场流动性来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是必要的，况且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本来就是为了对冲外汇占款的增加，但如果过度使用价格型工具则又会面临通胀、产能进一步过剩等诸多考验。在目前的悲观情绪下，即使流动性释放出来也未必能让信心不足的实体经济立竿见影。

从一、二季度的诸多数据和经济的实际状况来看，好像不是简单的主动调控因素，而是实体经济出现了自发性的收缩行为，尤其从存贷款数据和财政数据来看，实体经济的悲观情绪正在传染，而且这种悲观情绪已经传导到企业的经营行为中。比如贷款数据明确地告诉大家，实际贷款数据在明显收缩，虽然个别月份新增贷款突破了万亿，但贷款中60%以上都是短期贷款为主，说明企业不太看好中长期，短期拆借主要是为缓解流动性，而中长期贷款则主要决定投资行为，显然企业的盈利预期在下降，不愿融入更多的中长期贷款来扩大投资。如果再加上房地产调控等因素，房地产开发贷款有严格的政策红线，很难实现突破，而对房地产的看跌、观望情绪使得购房者数量和积极性减弱，从而个人住房贷款也出现了收缩，以前是稀缺资源的银行贷款现在不再那么被人争抢，反而存款数量在不断增加，银行的负债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很多银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银行对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打折促销，这是银行的正常经营行为，并不是房地产调控松动的信号，希望一些人别借题发挥，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银行各项贷款的实际利率会出现普遍下移，直到与企业的投资收益率达到一个均衡点之后，企业才有可能恢复投资积极性，贷款的需求才会发生新的变化。

在经济前景不乐观的情形下，理论上贷款不应该紧张，反而因为实体经济的需求收缩，贷款的供给会相对增加，尤其在外汇占款连续净减少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适时调整，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货币政策调整比较滞后，我们的金融资源是垄断的，我们的利率非市场化。因此，当务之急除了尽快推动利率市场化之外，也应该通过数量型工具来进一步合理释放流动性，同时适当加快信贷投放步伐，推动实际贷款利率的下行。如果实际贷款利率能较基准利率下浮10%，则可以达到0.6个百分点的降幅，远超过减息一次的幅度(通常减息为0.25个百分点)，因此为了刺激企业的积极性，通过数量型工具降低贷款利率、降低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成本是必要的。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更多地支持结构转型中的企业和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商业银行按照真正市场化的规律来运作，告别“第二财政”的角色。

但千万别指望货币政策来彻底扭转经济的颓势，因为这一轮跟2008年那一轮不太一样，上一轮有“4万亿”，而且实体经济没有丧失信心，而这一轮企业普遍信心不足，而且“4万亿”制造的产能过剩让这一轮衰退更加严重，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

“4万亿”制造的“信贷井喷”，将中国银行(2.75,0.00,0.00%)业牢牢绑在了地方融资平台和“铁公基”项目上，风险至今没有化解，如果继续让银行“钱进”铁公基项目，风险谁来承担？因此，对发改委批复的项目不应该再让银行继续做配套，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将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给转型过程中的企业和创新型企业，避免像上一轮那样发生信贷错配。

“减税政策”得落到实处

在目前实体经济情绪悲观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能不作为，政府刺激经济的公共政策切勿再开小灶，应该加大财税支持的力度，减税政策应该继续扩大范围和比例，减轻宏观税负，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营造良好的企业生长环境，帮助实体经济中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从上半年的财政数据来看，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显然实体经济很不景气。但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其实也与宏观税负过高有关，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可能税负高成本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担当经济预期悲观时，过高的宏观税负将会雪上加霜。有人统计，1998年至2011年，中国的GDP现价(即名义GDP)平均增速为13.08%，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为19.54%，以可比价格计算，GDP现价平均增速与全国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之比也达到了1：1.49，显然宏观税负过重。根据“拉弗曲线”，当宏观税负超过一定限度时，企业投资和经营就会缩减，个人收入也会减少，政府税收也随之减少。因此在目前实体经济前景不景气的情况下应该适时减少宏观税负，而且结构性减税的幅度应该加大，以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遗憾的是，很多“减税政策”并未落到实处，中小企业要想争取政策优惠太难了，反而优惠政策成了某些有权部门人员的谋私利、套取国家政策的手段。

当然，企业的不景气是与各种高成本有关，除了资金使用成本过高、财税负担过重之外，人力资源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房租价格快速上涨也是导致企业利润空间压缩的原因之一，因此宏观政策应该及时启动全方位的刺激措施，营造良好的企业生长环境，帮助实体经济中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以稳住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避免悲观情绪进一步传染！

启动内需别打“高储蓄”的主意

现在很多人都将目光瞄准到中国的“高储蓄”上，无论在刺激经济、启动内需，还是在提振股市信心上，都想引“高储蓄”出笼。

尤其在中国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中国人的节俭和高储蓄就成了众矢之的。实际上，启动内需必须要解决“有钱消费、敢于消费和放心消费”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有钱消费就是得让老百姓口袋有钱，收入分配体制就得尽快改革，不然两极分化很难有效启动消费；敢于消费就是得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生老病死、教育等如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老百姓才敢于把对冲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存款拿出来消费，显然当务之急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强化社会公共服务；放心消费就是得让国内产品质量过关，没有黑幕，大家才有信心去消费国货。显然，中国要刺激内需不能再空喊口号，不能简单地搞“产能过剩下乡”，尤其不能指望高储蓄发力，除非解决了“有钱消费、敢于消费和放心消费”这三个层次问题之后，内需自然就上去了，“高储蓄”也自然就下来了。

从账面上看，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而且目前中国一年的总储蓄也超过了20万亿元，是全世界最高的，似乎说明中国不缺钱。但为何很多企业出现了“钱荒”？为何很多老百姓的口袋并未见长？为何很多人在物价普遍上涨面前显得压力很大？显然，除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之外，也得了解中国的“高储蓄”之谜。

首先，从储蓄结构来看，储蓄包括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而这些年居民储蓄增长的速度远慢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有数据统计，1999年-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家庭贡献了2.7个百分点；政府贡献了5.4个百分点；企业贡献了6.3个百分点。数据显示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一直在增加，而居民的储蓄率基本稳定，但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若再加上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其实老百姓口袋真实的财产并不多。这也变相解释了为何中国经济中政府投资强劲而民间投资无力，如果再不进行系统性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局部的路径改良很难走通。

其次，老百姓之所以将可怜巴巴的财富选择储蓄，选择“负利率”，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国的社保体系不完善和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不足，使得人们将存款作为对冲未来风险和应对生老病死的保障，除非我们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了，大家不需要用储蓄来自行对冲风险，到时大家也就敢于花钱了，中国的内需也就自然启动了。

第三，高房价绑架了内需和储蓄。如果房价太高，而人们的收入又没有同步提高，那么购房者只能抑制其他消费行为，这就是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高房价对于储蓄行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高房价会使“未买房而欲买房”的人群选择“更多地储蓄”，而压缩其他消费；高房价也肯定会使“已按揭买房”的人群省吃俭用还房贷，其消费行为也自然会被长期抑制。还有一些刚毕业就买房的“啃老族”，同时搭进了父母、亲戚的储蓄和“养老钱”，这样不但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消费，还影响到了整个家庭、家族的消费。因此，抑制高房价不是简单的楼市调控问题，而是事关全局。

第四，投资渠道过窄和人们对金融产品风险控制能力不足也是选择储蓄的原因之一。当前，显然要开拓更多的投资渠道和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以满足人们的多元化投资，但关键是要发展更多有信托责任、有契约精神、讲诚信的专业财富管理机构，以帮助老百姓财富升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一些人将储蓄转化成投资和消费，但不能强迫和胁迫，需要让人彻底放心的诚信环境。